二手斯特劳斯 中国画家眼中的非洲：超越想象的真实之旅

二手斯特劳斯 中国画家眼中的非洲：超越想象的真实之旅

非洲是古代人类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如今，非洲已经被很多非洲以外的人，特别是那些从未踏上过它辽阔土地的人贴上了野生动物、大草原、乞力马扎罗雪山……以及贫穷、战争、疾病等标签。非洲对于来自远东的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五位眼光敏锐的中国画家在11天里走访了三个非洲国家——马拉维、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他们眼中的非洲是什么样子的？本刊采访了五位画家：张春大宝、刘凯、傅旭明、王钊、陈程，请他们谈谈体验非洲的感受。

张春大宝小品：《鼓手》

记者：您亲眼看到的非洲和您想象中的非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张春大宝：第一，到了非洲之后，我并没有看到什么野生动物；第二，马拉维应该算是非洲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之一，但是到处看到的一切都比我想象的要好。

刘凯：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们的生活，非洲给人的感觉都和图片不一样。最大的感受是，除了自然风光，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地区人们的生活都各有特色，就像中国各个地区的民俗风情差别很大，非常有趣。

傅旭明：我觉得非洲和东西方都不一样，我们平日对非洲的了解，大多来自于《动物世界》这样的电视节目，以前非洲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个鱼缸、一个海洋世界，但当我们踏上这片土地，阳光、空气、各种声音，都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视觉、嗅觉、听觉感受。

王钊：我们到了非洲才真正感受到非洲的辽阔，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异有多么巨大。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能够代表非洲的面貌，即使是在非洲东部相邻的马拉维和坦桑尼亚，我们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差异。不踏上这片土地，你无法感受到非洲方方面面的很多细节。

陈诚：我感觉每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形态下的人们都生活得比较自由、舒适，这和我想象中的非洲人的状态不一样。

桑给巴尔石头城

记者：在非洲采集素材时，最吸引您的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风情？您在非洲采集了哪些素材？

张春大宝：我当时画了很多非洲小孩的素描，特别感兴趣的是孩子们天真的表情，充满了想象力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刘凯：我和张老师一样，也用写生作为日记的方式记录我们的旅行。在马拉维，写生主要是自然风景中的人物；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写生主要是历史建筑和博物馆展品——展现一些殖民文化的痕迹；在毛里求斯，最大的感受是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生活，生活的状态很自然，很凌乱，但很美好。

傅旭明：我觉得非洲人最吸引我，非洲人总是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由于时间很紧，我基本上都是拍些素材，拍得最多的是场景，非洲人的衣食住行。

记者：您会更加关注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吗？

傅旭明：是的。我画风景，应该多注意风景。但在非洲，我根本就不想画风景，只想画人！

王钊：马拉维最让我震撼的是它的自然风光。去非洲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马拉维。我对非洲最初的印象是干旱、贫穷、灾难，自然资源和“美丽”这样的词似乎毫无关系。但马拉维的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让人感觉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度假胜地。从这一点上来说，可以说马拉维被世界忽视了。从自然保护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庆幸它被世界忽视了。此外，吸引我的是这里的人民。

陈诚：从纯视觉的角度来说，自然风光更吸引我，因为马拉维有非洲第三大湖，它的风景自然，有一些独特的地方。但我更多的是想人文，想非洲以前的状态和现在的状态。尤其是马拉维，现在正在经历着类似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状况，未来会怎么发展？是走中国的老路还是西方的老路？在旅途中，我拍了一些风景，更多的是人物的特写。我觉得人的神态最能体现他们现在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民生的一个缩影。

马拉维市场

记者：对您来说非洲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张春大宝：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体验到大跨度的时空。在这个时代回首过去

一种社会发展过程的可能性。非洲不在地球之外，它是当今全球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经济等诸多原因，我们可以在非洲找到一些我们过去曾经有过或者经历过的类似的经历。偶尔，我们会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尤其是刚到马拉维的时候，沿途村镇里聚集的小摊贩和店铺，陈列的杂货，突然把我们带回到熟悉的过去某个时刻；而当我们到达首都利隆圭的时候，展览中心、酒店、路边的广告、拿着手机的人们，这些场景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了现在。这种冲突和矛盾对我个人来说很有吸引力。类似的冲突经常出现在我以前的作品中。

刘凯：非洲对我的吸引力还是它的文化，丰富而又奇特。三个国家中，我最喜欢马拉维，它有时候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孩子。中国发展变化那么快，但在马拉维，时间仿佛停滞了。虽然马拉维的经济很落后，但那里的人与自然非常和谐，让我们感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150年的阿拉伯殖民统治，阿拉伯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毛里求斯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融合，既奇特又有趣。

傅旭明：我觉得最大的魅力，是在非洲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人类生活的痕迹，以及人类本身的朴素——土著文化的痕迹，他们的服饰、他们的歌舞、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都非常朴素；第二是非洲文化的混合形态——混合着殖民文化。我最想再去的国家是马拉维，因为那里的面貌和生活状态，跟我 1970 年代初小时候的样子很像。

王钊：由于时间短暂，我们对这三个国家的访问只能算是走马观花。非洲之行带给我的更多是触动——第一印象的强烈冲击。马拉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颠覆了我以前对非洲的想象——大草原、干燥、以黄色为主……其实马拉维非常湿润，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都是水，还有非洲那么大的内陆湖，来之前怎么能想象到它的美丽呢？！还有马拉维人的生活，典型的非洲人状态——节奏慢，比较懒散。

陈诚：我觉得非洲最吸引我的是自然风光，没有被工业污染。三个国家中，最吸引我的是马拉维和毛里求斯。这两个国家恰恰体现了非洲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马拉维代表了非洲57个国家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但人民生活得相对安逸；毛里求斯代表了非洲相对发达的国家，其最大的特点是各种族移民的和谐共处和多元文化的构成。

监狱岛上的酒吧

坦桑尼亚的画廊

记者：您了解非洲艺术有哪些特点？它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张春大宝：我对非洲艺术，特别是非洲雕塑的关注由来已久。非洲艺术的造型规则背后，最重要的是其强大的社会功能，而不只是为艺术而艺术。排除造型规则背后的东西，回归到造型本身的特点——非洲艺术最强大的第一点，就是它的节奏感。音乐、舞蹈、雕塑等形式，都有着鲜明而强烈的节奏感。这正是非洲艺术对世界其他地方艺术的重大影响。其次，非洲艺术整体的简洁、朴素、夸张、神秘、直接，都体现在它的比例、线条、结构等方面。我觉得非洲艺术更容易给人带来启发。我们曾经对马拉维大学艺术学院进行过短暂的访问，校园的建筑设计，包括整个工作室的结构，庭院里摆放的雕塑，工作室里陈列的陶瓷、油画，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渴望融入全球当代艺术框架的印象。

刘凯：从符号和绘画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觉得非洲的具象形象有更多的象征性的东西，跟中国不一样，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傅旭明：虽然非洲留下了不少殖民的痕迹，但从艺术角度看，非洲艺术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在马拉维大学艺术学院交流过，他们作品的朴素、原始让人印象深刻——感觉就像是小孩子画的。我不认为非洲人不懂技术，技术可以很快学会，但他们在视觉艺术上选择不学“技术”。我对非洲艺术抱有敬意。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非洲人用夸张、变形、神秘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人类纯真的感情和朴素的思想，给西方艺术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和强烈的震撼。到了非洲之后，我也感受到了为什么非洲艺术给西方艺术家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源源不断的灵感。中国绘画艺术最早的源头就是文字——象形文字。从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的角度看，我们与非洲艺术非常接近，保留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象形文字和图腾的表现形式。

王钊：非洲艺术比较原始，一直保持着原始性。他们的原始艺术给人一种游走于原地的感觉——现代人做出的一些东西，和我们看到的大约一万年前的古非洲人做出的东西，差别并不大；有些人的生活状态也是一样的——住着茅草屋，用床单铺在地上睡觉，或者用藤条编床。其他文明一般都是一步步往上走，哪怕是螺旋式发展。在非洲，你似乎可以回到人类最初的原始状态。非洲人用眼睛、用手，用最简单的工具去表达一些东西——这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早期阶段。

陈诚：以前我都是从书籍和图片上了解非洲艺术，非洲木雕、非洲绘画等非洲艺术的朴实感触很深。比如坦桑尼亚独具特色的绘画《廷加廷加》，色彩简单，用色更纯粹，也体现出非洲人民性格中的热情、朴实；毕加索认为，非洲雕塑才是真正的雕塑。这次看到很多非洲木雕，造型简单，没有太过繁复，但从材质上体现出非洲黑木独特的质感，让人觉得还是很有味道的。在未来的创作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保留自己对艺术最直接、最敏感的部分。

王钊的现场创作

王钊素描：《石头城的孩子们》

记者：您非洲之行后的创作主题是什么？您希望作品通过您的画笔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张春大宝：应该说，在正式创作作品之前，我并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方向，比如我想把非洲描绘成什么样子。创作可能更多的是直接的呈现——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和感受。我可能更倾向于描绘马拉维的风土人情，我比较注重这方面，收集了很多素材。我特别关注非洲的年轻人，特别是孩子。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场景，年轻人坐在路边或者别的地方，仰望天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画了很多这样天真的孩子的速写。也许这种仰望是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片土地，影响未来的永远是年轻人的一代。我经常在想，这些年轻人未来会不会更加融入今天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他们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化传统？

除了非洲小朋友的速写，我还画了很多“自行车系列”的速写。在马拉维和坦桑尼亚，随处可见当地人骑着自行车的场景，这样的场景很吸引我，一方面让我们回望过去，重温我们曾经拥有的旧时光；另一方面，这些骑车人手里都拿着手机，这种戏剧性的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傅旭明：从决定去非洲开始，我好像一直处于梦境之中，踏上非洲的土地之后才慢慢醒来，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非洲。我计划明年办一个作品展，作品主题叫《热带的忧郁》（法国结构人类学大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有《热带的忧郁》一书，列维-斯特劳斯青年时代曾到访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高原森林，在丛林深处寻找保持着最原始形态的人类社会，书中描述了他在几个最原始部落中深刻的思考过程和生活经历——编者注）。这不仅仅是一个写生展，我希望呈现更多我非洲之行的经历和思考。

刘凯的素描作品

傅旭明素描作品：《降落亚的斯亚贝巴》

记者：您觉得中国水墨画能体现出您眼中的非洲元素吗？

傅旭明：中国画早期，绘画形式以描绘山水、花鸟为主。人物画以宗教为主，也有描绘贵族日常生活的。近代以来，山水画、人物画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海派画派任伯年，特别是徐悲鸿先生试图引入西方绘画的写实元素以来，李可染先生也用写生来改造中国画的面貌。现代人物画的发展，有近七八十年的历史。今天，中国画有了新的局面——表现方式拓宽了，我们一切写生方法都可以表现。中国画特殊的写生方法，是一种高度概括和提炼的过程，所以它的表现力很强。用西方的写生方法画一个东西要花半天的时间，而我们用中国画几笔就可以画出来——就是这个意思。绘画不是照相，而是我们思维流动的痕迹。中国水墨画既有写实的能力，又可以概括提炼，形成它的艺术品质。我相信它未来会成为世界的绘画语言。

王钊：生活在网络时代，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二手信息太容易了，一手信息——用肉眼看到的信息——变得无比珍贵。作为画家，我觉得用眼睛和双手去实地创作更合适。在非洲实地写生，不想让你画的人会自动离开，愿意被画的人会很高兴。画画需要时间，你可以一边画一边和你的“画中人”聊天。看画的人会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在家，你能画他吗？在画的过程中，“画中人”和画家有充足的时间交流，所以“画中人”的表情和神态也会有细微的变化，有点像很慢的曝光过程。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过程很有趣。另一方面，画画的时候，你无法控制周围的环境——有很多“外界事件”。当你无法把握全部内容的时候，写生就变成了一种随机的、现场参与式的。这个过程就像绘画和行为艺术，画家和“画中人”是互动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探索。至于观众从画中能看到什么，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可以肯定的是，去过非洲的人感受肯定会很不一样。

毛里求斯的华人祖庙

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

记者：通过您在非洲的实地考察，您发现中国文化和非洲文化有哪些相似之处？

张春大宝：我觉得非洲国家和中国文化最大的相似性，不是文化形态本身，而是中国和非洲都独立于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之外，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和造型规则的艺术形式。这一点在非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刚才讲到的非洲的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其实都是同源的。你会发现，这样的艺术形式都是因为这样的人种、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地理文化环境而诞生的。这跟所谓的西方文明关系不大，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中国的历史更长，文明的进程也是从先秦文化慢慢发展到后来的，不管是美术、音乐、舞蹈等，也是一套完整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和非洲文化最大的相似性，它们并不从属于西方文明。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非洲国家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传承和传播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时融入今天的现代社会。在非洲，商业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明显。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木雕、廷加廷加（一种绘画类型，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由一位名叫廷加廷加的坦桑尼亚画家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与他的学生创立了这个画派）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商业化影响，所以这些艺术品都是批量化、程序化的。在艺术品商业化的过程中，最朴素、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越来越少，它们只是商业符号而已。在中国，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刘凯：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身的文化底蕴决定了它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吸收、融合能力。我认为非洲国家对外来文化的抵御力比较差，殖民烙印很深。

傅旭明：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我觉得非洲人的淳朴、热情和中国人很相似。

王钊：我更关注的是人。非洲人的地位和我们不一样，在非洲总感觉人类和其他生物和谐共存；在非洲之外，人类才是地球的绝对主宰，基本不给其他生物留下生存空间。在国外，我特别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中国人到国外，在不同的文化冲突、文化洗礼中，意识里会淹没什么？这是我更感兴趣的。毛里求斯没有所谓的土著人，基本都是移民。虽然中国人的比例不是很多，但是那里的华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度很高——他们不是那么容易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我遇到过一些老华侨，在交谈中，他们会自豪地给你讲几句成语、几句对联，这就是对中华文化潜意识的认同。这些人中有些已经是华侨二代了，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会透露出对中华文化的珍视。非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但在面对西方的冲击时，它确实比我们更加脆弱。可能是因为被殖民太久，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似乎在走循环的路——虽然简单有力，但却没有一个可以一步步向上走，让大家清晰地追溯自己根源的历史脉络。我想这就是非洲和中国的文化差异。

陈诚：从文化角度来说，相同点是非洲国家跟中国一样，都能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看到的几个国家的艺术作品基本还是原创的，受外来影响较小。文化的不同点是中国除了保持传统文化外，还吸收了外国的多元文化特点，消化吸收，再加以创新。

代表团参观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

记者：请您谈谈对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两个中国文化中心的印象。

张春大宝：两个文化中心都很好，我对它们印象很深。坦桑尼亚文化中心门口有一幅壁画，是当地艺术家画的一幅很酷的壁画，描绘的是当地的人文环境和风俗习惯，让人感觉很亲切。我觉得在中国文化中心能有这样一幅非洲当地艺术家的作品还是挺有意思的。毛里求斯文化中心的规模比较大，我对毛里求斯文化中心举办的活动特别感兴趣，比如“跨越时空的对话——文学大师汤显祖、莎士比亚纪念展”、“三毛不朽”主题展、老北京婚礼习俗展、中国传统元宵节等，都很有趣，很亲切，不说教，很好地推广了中国文化。

傅旭明：我觉得两个中国文化中心都有非常好的工作团队。我很佩服在异国他乡共同工作的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的专业精神。他们的责任心很强，工作量也很大，几乎什么事都能干，这真的非常了不起。同时他们又非常熟悉当地的文化，知道当地人对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感兴趣。这种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当然是有效的。

陈诚粉彩画：《人@天》系列之二

“你会推荐你的朋友和家人去非洲旅行吗？”

画家们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重返非洲大陆，在他们心目中，非洲是独一无二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只有踏上那片土地的人，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链接：画家简介（按采访顺序）

张春大宝：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现为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获全国、省级美展十余次，获特别奖、一等奖、学术奖等高级奖项。

刘凯：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傅旭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画专业，师从张平、李行健、贾又福等教授；2004年至2006年为中国美术学院当代水墨画研究室访问学者。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导师。

王钊：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2014年《TAO》个展，法国；2016年《为什么来加纳》个展，加纳；

陈诚：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就职于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记者王锋)